在秦嶺東段南麓、商洛市商州區(qū)金陵寺鎮(zhèn)的群山環(huán)抱中，熊耳山村靜立千年。這座以“熊耳晚霞”聞名的村落，不僅是商州八景的承載地，更因綿延數(shù)千年的制陶文脈、得天獨厚的陶土資源、鼎盛一時的陶瓷產業(yè)與活態(tài)傳承的制陶技藝，被世人冠以“秦嶺陶都” 的美譽。這一稱號，是對其歷史厚度、產業(yè)規(guī)模、文化價值的最高肯定，更是秦嶺腹地農耕文明與手工技藝交融共生的生動見證。
熊耳山村成為“秦嶺陶都”，首要根基在于得天獨厚的自然稟賦。村落坐落于熊耳山腳下，地質屬古生界二迭系與中生界侏羅—白堊系交匯地帶，地下蘊藏著儲量豐富、品質上乘的耐火土、白嶺土與專屬釉土，其中特色釉土僅分布于村落周邊千余平方米范圍內，質地細膩、黏性適中、耐火性強，是燒制陶器的絕佳原料。同時，這里自古盛產煤炭，千年采煤史為制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，陶土與煤炭兩大核心資源共生共存，構成了制陶業(yè)生生不息的物質基礎。加之金陵寺河穿村而過，水源充足，為淘泥、制坯、釉飾提供了便利條件，山水相依的地理格局，讓熊耳山天生具備了成為陶瓷之鄉(xiāng)的潛質。
深厚綿長的制陶歷史，是“秦嶺陶都”稱號的核心底氣。當?shù)刂铺瘴拿}可追溯至遠古時期，竹園溝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素鬲等陶質炊具，印證了早在六七千年前，先民便在此摶土造器、薪火制陶。有明確文獻與實物佐證的規(guī)?；铺?，始于明代萬歷年間，歷經清代、民國的蓬勃發(fā)展，至新中國成立后達到鼎盛，數(shù)百年窯火不熄。明清時期，熊耳山已形成東窯、西窯兩大制陶核心片區(qū)，村民世代以制陶為業(yè)，“春夏制坯、秋冬燒窯”成為代代相傳的生產習俗，窯爐遍布村落，陶煙縈繞山間。漫長的歲月里，這里不僅是陜南日用陶器的核心產區(qū)，更形成了完整的制陶產業(yè)鏈，從采土、碾泥、拉坯、上釉到裝窯、燒制、出窯，每一道工序都沉淀著工匠的智慧，鑄就了“秦嶺陶都”的歷史根基。
鼎盛的產業(yè)規(guī)模與輻射力，讓“秦嶺陶都”實至名歸。鼎盛時期，熊耳山村家家戶戶設作坊、男女老少懂制陶，窯爐數(shù)量多達數(shù)十座，年產缸、甕、盆、罐、砂鍋、壇盞等日用陶器數(shù)十萬件，品類涵蓋生活起居、農耕生產、民俗祭祀等十余大類、上百個品種。這里燒制的“商瓷”質地堅實、透氣性佳、釉色古樸，兼具實用性與耐用性，不僅滿足商洛本地千家萬戶的生活所需，更遠銷鎮(zhèn)安、柞水、山陽、丹鳳、藍田、渭南乃至豫西西峽等地，成為秦嶺南北商貿流通的重要商品。制陶業(yè)帶動了商貿、運輸、匠人技藝傳承等相關產業(yè)發(fā)展，養(yǎng)活了周邊二十余公里的百姓，是名副其實的秦嶺腹地陶瓷生產與集散中心，“陶都”之名，在口耳相傳與商貿往來中傳遍秦巴山區(qū) 。
獨具特色的制陶技藝與文化傳承，是“秦嶺陶都”的靈魂所在。熊耳山制陶堅守純手工古法技藝，全程無機械輔助，歷經采土、曬土、碾土、和泥、踩泥、制坯、陰干、上釉、裝窯、燒窯、冷卻等二十余道工序，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、精益求精。老藝人憑借經驗把控泥料濕度、窯溫高低、燒制時長，以雙手賦予陶土生命，造就了熊耳陶器質樸厚重、溫潤自然的獨特風格。如今，以古玉民為代表的第四代制陶傳承人，依舊堅守著這份古老技藝，在村史館與陶藝體驗館中，向游客演示拉坯、塑形、燒制的全過程，讓非遺技藝活態(tài)傳承 。村落中隨處可見的陶甕堆砌的院墻、廢棄的古窯遺址、散落的陶片，皆是“陶都”文化的鮮活印記，構成了獨一無二的陶瓷文化景觀 。
從“煤村”到“陶都”的轉型新生，讓這一稱號煥發(fā)時代光彩。過去，熊耳山村以采煤、制陶為支柱產業(yè)，隨著生態(tài)保護與產業(yè)轉型推進，煤礦關停，傳統(tǒng)制陶一度陷入沉寂。近年來，當?shù)厣钔谔沾晌幕滋N，以“古窯+新藝+文旅”為路徑，修復古窯遺址、建設陶藝體驗館、打造陶瓷文化主題村落，讓千年制陶文脈重煥生機。如今的熊耳山村，不僅是制陶技藝的傳承地，更是秦嶺陶瓷文化的展示窗口、鄉(xiāng)村文旅的打卡勝地，陶藝體驗、非遺研學、古窯探訪等業(yè)態(tài)蓬勃發(fā)展，實現(xiàn)了從資源型村落向文化型村落的蛻變，讓“秦嶺陶都”的稱號在新時代更具生命力與影響力 。
窯火千年不熄，陶韻浸潤山川。熊耳山村被譽為“秦嶺陶都”，從來不是偶然的贊譽，而是自然饋贈、歷史積淀、產業(yè)輝煌與文化堅守共同鑄就的榮耀。這里的每一寸陶土、每一座古窯、每一件陶器、每一位匠人，都在訴說著秦嶺深處的文明故事。如今，窯火依舊、文脈永續(xù)，“秦嶺陶都”不僅是一個地理標簽，更是秦嶺農耕文明的活化石、陜南手工技藝的金名片，在鄉(xiāng)村振興的征程中，綻放著穿越千年的璀璨光芒。（供稿：商州區(qū)金陵寺鎮(zhèn) ）
責編：劉朋濤
編輯：時雨
